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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生 “社团活动赞助” 遇赖账

    那是我大二上学期,社团联合会办公室里堆满了刚印好的迎新传单,空气里还飘着油墨味。我是我们学校辩论社的社长,为了半个月后的全校“新生杯”辩论赛,我们几个骨干已经忙活了一个多月。场地要钱,评委老师的礼品要钱,宣传海报、奖杯奖状……哪哪都要钱。学校那点经费,批下来只够印传单的。没办法,我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校外——拉赞助。

    跑赞助这事儿,说起来都是泪。我们像发传单一样,把商业计划书塞进学校周边每家可能感兴趣店铺的门缝里。咖啡馆、眼镜店、培训机构……大部分都石沉大海。偶尔有几个回音的,一听我们预算要五千块,头摇得像拨浪鼓。那段时间,我晚上做梦都是自己在跟不同的老板说:“我们辩论社影响力很大,决赛能来上千观众……”

    转机出现在一个周五下午。我接到一个电话,对方自称是学校北门那家新开的“悦读”书店的经理,姓王。他说看到了我们的计划书,觉得很有创意,想约我们面谈。我当时激动得从宿舍椅子上直接弹了起来,手心都在冒汗。

    见面那天,我带着副社长小林一起去的。王经理三十多岁,戴个眼镜,说话很斯文。他的书店两层楼,装修得很有格调,主要卖文艺类和社科类书籍。他说自己也是辩论爱好者,大学时打过比赛,很欣赏我们这群还在坚持辩论的学生。“现在年轻人能静下心来思辨的,不多了。”他当时这么感慨。

    我们谈得特别投机。我给他看我们精心准备的方案:决赛现场,我们可以把他们的书店名称和Logo打在最显眼的背景板上;所有入场券背面都印上他们的优惠券;我们还会在社团所有的线上平台,连续推送一个月的宣传推文,并且承诺组织二十名社员,帮他们在全校人流量最大的广场做一次地推活动。我甚至保证,决赛当天,我作为主席开场时,会亲自口播感谢他们书店的大力支持。

    王经理听得很认真,不时点头。最后,他爽快地说:“同学们做事不容易,我很支持。这样,五千块,我们出了。就当是支持校园文化,也交个朋友。”他当场就从抽屉里拿出公章,在我们带去的赞助协议上盖了章。协议写明了金额、支付方式和我们的宣传义务。我们看着他盖章,心跳都快停止了。那种感觉,就像在沙漠里走了很久,终于看到了一片绿洲。

    为了对得起这份信任,也为了以后能长期合作,我们拼尽了全力。那一个月,我们社的男生轮流去他书店帮忙搬新书、整理书架;女生们帮他设计了好几张特别精美的宣传海报,贴满了宿舍楼下的公告栏。我们的公众号,几乎成了他书店的副刊,篇篇推文都有他们的信息和优惠。地推活动那天,下着小雨,我们十几个社员硬是在广场站了四个小时,把几千张传单发到了同学们手里。有个学妹嗓子都说哑了,还笑着跟我说:“社长,咱们这下对得起王经理了吧?”

    我心里也这么想。我们做的,早已超出了协议上白纸黑字的内容。我们是真心想把这件事做成一段佳话,觉得王经理是我们的伯乐,我们得用十倍的努力去回报。

    “新生杯”决赛办得特别成功,座无虚席。背景板上,“悦读书店”四个字格外醒目。我站在台上,念出感谢词的时候,声音都有点抖,我是真的满怀感激。比赛结束后,我们还特意把冠军奖杯先拿到书店,和王经理合了影。照片里,我们每个人都笑得特别灿烂,觉得一切付出都值了。

    可问题,就出在活动结束之后。

    按照协议,活动结束后一周内,赞助款就应该打到我们社团的公用账户上。我先是发微信给王经理,客气地提醒了一下。他没回。过了两天,我又发了一条,语气更委婉了。这次他回了,说:“最近店里忙,过两天就办。”

    这一“过”,就是半个月。我开始有点慌了,打电话过去。电话里,他的语气明显不像之前那么热情了,带着点敷衍:“哎呀,小陈啊,财务这边流程有点慢,你再等等。”

    之后,就是漫长的拉锯战。我的“等等”,变成了一个星期问一次,再到后来,几乎每隔两三天就问一次。他的理由也开始花样翻新:“我最近在外地出差。”“公章不在店里。”“银行系统升级。”……到后来,他干脆不接我电话,微信也隔很久才回,回就是一个字:“忙。”

    那种感觉,像被人从头顶浇了一盆冰水。不仅仅是钱的问题,那是一种被欺骗、被辜负的感觉。我记得特别清楚,那天晚上,我又一次听到电话里“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”的提示音,我一个人在宿舍楼的阳台上站了很久。楼下是同学们嬉笑打闹的声音,而我只觉得浑身发冷。我们那么多个日夜的辛苦,社员们毫无怨言的付出,那些淋着雨发传单的身影,那些熬夜写的推文……所有这些沉甸甸的努力,在他眼里,难道就轻飘飘地不值一文吗?

    社里的经费已经垫进去两千多了,主要是几个骨干凑的钱。有学弟悄悄问我:“社长,那钱……是不是要不回来了?”我看着他失望的眼神,心里像针扎一样。我是社长,是我把大家带进这个坑里的。那种内疚和无力感,几乎把我压垮。

    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们商量后,决定最后去书店找他一次,当面谈清楚。

    那天下午,我们去了三个人——我,副社长小林,还有社团里脾气最好、说话最有条理的大四学长。走进书店,王经理正坐在柜台后面,看到我们,他愣了一下,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,随即又堆起了客套的笑容。

    学长先开口,语气平和但坚定:“王经理,我们不是来闹事的。我们就想了解一下情况。活动已经结束一个多月了,按照合同,款项应该结清了。我们学生们为了兑现承诺,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很多社员是垫着自己的生活费在干活。您看,是不是能尽快帮我们解决一下?”

    王经理靠在椅背上,叹了口气,换了一副推心置腹的表情:“同学们,我不是不想给。实在是……你们也看到了,这书店生意不好做啊。现在都没什么人买书了,我这也是在硬撑。你们那五千块,对我来说也不是小数目……”

    他开始大倒苦水,说房租多贵,进书成本多高,线上冲击多大。总之,就一个字:难。

    我心里堵得难受。他生意难,我们学生就容易吗?我看着他的眼睛,很平静地打断了他:“王经理,我们理解您做生意有难处。但合同就是合同,承诺就是承诺。我们当初谈合作,是基于互相信任。我们社团,从上到下,几十号人,兑现了我们承诺的每一项,甚至做得更多。这份诚意,您应该是看到的。生意难,不能成为失信于人的理由。如果一开始您说没钱,我们绝不会强求,但既然答应了,也享受了我们带来的宣传效果,现在这样,真的让我们很寒心。”

    我说这些话的时候,声音不大,但手在桌子下面攥得紧紧的。我没有哭,也没有提高音量,就是把我们心里最真实的想法,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。书店里很安静,有几个顾客朝我们这边看过来。

    王经理看着我们,我们三个学生,就那么站着,固执地,等着一个交代。他沉默了很久,脸上的表情变了几变,最后,他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,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

    “好吧。”他说,“你们……不容易。是我不对。这样,我明天,最晚后天,把钱转给你们。”

    这一次,他没有食言。两天后,五千块钱,一分不少地打到了社团的账户上。

    收到银行短信提醒的那一刻,我在教室里,正好是课间。我没有欢呼,也没有告诉旁边的同学。我只是默默地把手机短信看了好几遍,然后走到走廊的窗户边,看着外面。

    钱要回来了,社团的困难解决了。可我心里,没有一点高兴的感觉。反而空落落的,像失去了什么特别珍贵的东西。

    后来,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家书店。即使偶尔从门口经过,也会下意识地加快脚步。那家曾经承载了我们那么多希望和热情的书店,在我心里,已经彻底关张了。

    这件事,像大学时代的一颗粗粝的沙子,磨得我生疼,但也让我长大了。我明白了,不是所有的善意都能换来善意,不是所有的承诺都坚如磐石。社会这堂课,有时会比书本来得更直接,也更残酷。它教会我,以后做事,要更谨慎,要把最坏的情况都想在前面。

    但更重要的是,它让我和我的社员们,更加珍惜彼此之间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担当。在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可能要不来这笔钱的时候,我们没有一个人互相埋怨,没有一个人退缩。我们一起想办法,一起顶着压力,最后一起走了过去。

    那份在困境中凝结起来的情谊,比那五千块钱,要重得多,也亮得多。它像一块基石,垫在了我走向社会的路上。让我知道,无论以后遇到多复杂的事,守住心里的那份“信”,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可以精明,但不能失信;可以权衡,但不能辜负那些为你付出过真心的人。

    那个秋天,我们输掉了一场关于诚信的“辩论”,却赢回了彼此。这大概就是成长吧,带着点苦涩,但回味起来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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