芒果经典
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了他。
一个老人，约莫七十多岁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。他站在离站台几步远的地方，不停地朝公交车来的方向张望，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焦急。每有车灯从远处亮起，他的身子就会微微前倾，等看清不是16路，又失望地退回去。
16路终于慢悠悠地进站了。大家自觉地排起队，我站在队伍中间。老人也赶紧走过来，排在最后。他不停地翻着口袋，先是上衣口袋，然后是裤子口袋，翻来翻去，脸色越来越慌。轮到他上车时，他站在投币箱前，手有些发抖。
“师傅，我、我的钱包好像丢了……”他的声音很低，带着浓重的乡音。
司机是个中年男人，面无表情：“没办法，规定要投币的。”
“我就到终点站，不远，”老人近乎哀求，“我儿子在那边工地干活，我给他送点东西。”
“人人都这么说，我要是都让上，公司要扣我钱的。”司机摇摇头，“您下去吧，别耽误后面的人。”
老人僵在那里，满脸窘迫。后面有人开始不耐烦：“快点啊，赶时间呢！”
我摸了摸口袋，正好有两枚硬币。那一瞬间，我几乎要开口说“我帮他付吧”。可就在这个念头闪过的同时，另一个声音在心里响起：万一他是骗子呢？新闻里不是常说这种骗局吗？再说，两块钱虽然不多，但也不能随便给人骗啊。
就这么一犹豫，司机已经关上了前门，只开了后门让其他人继续上车。老人被留在了站台上，隔着车窗，我看见他茫然地站在那里，像一棵突然被遗弃的老树。
车门“嗤”的一声关紧了。车子启动的那一刻，我看见老人抬起手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也没说。他的身影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暮色里。
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心里开始不是滋味。刚才那几分钟里发生的一切，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——他焦急的眼神，发抖的手，还有那句“我儿子在工地干活”。那个布包里装的是什么？也许是老伴做的饼，也许是孙子画的画，也许只是一件干净的换洗衣服。一个老人，大老远跑来给儿子送东西，却因为两块钱被拒之门外。
车开过两个路口，等红灯时，我看见路边工地上有几个戴安全帽的工人在收拾工具。其中一个年轻人站在高处，正望着我们这个方向。他在等谁吗？会不会就是那个老人的儿子？
我心里突然被什么东西揪紧了。那两块钱，对我来说不过是一瓶水钱，对他却是能否见到儿子的关键。我为什么没有帮他？因为怀疑，因为犹豫，因为那可笑的自保心理。
我想起自己的父亲。多年前，父亲来城里看我，也是坐公交车，也是因为不熟悉自动投币，在车上手足无措。当时有个姑娘帮他投了币，父亲感激了一路，回家后还反复念叨：“城里人真好。”那时我觉得这是件小事，现在才明白，对那个姑娘来说可能是举手之劳，对父亲来说却是这座城市给予的温暖。
而我，今天却吝啬了这份温暖。
车子继续往前开，窗外的灯火陆续亮起。每一盏灯下，都有一个等待的家吧。那个老人的儿子，在工地上劳累一天后，是否还在等着父亲的到来？而那个老人，现在又在哪里？是步行往工地走吗？要走多久？天黑路滑，他认得路吗？
这些念头像藤蔓一样缠绕着我，越缠越紧。我甚至想现在就下车，往回走，去找那个老人。可是车已经开出去很远，即便回去，他肯定也不在原地了。
到站了，我随着人流下车，却没有往家走，而是在站台的长椅上坐了下来。夜风吹在脸上，凉飕飕的。我望着16路车消失的方向，心里空落落的。
这件事过去好几个月了，我还是会经常想起那个老人。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，坐公交车时总会多备几个硬币。遇到过忘带零钱的学生，遇到过手机没电的年轻人，每次帮他们投币时，我都会想起那个黄昏，那个穿着蓝色工装的老人。
我不知道他最后有没有走到工地，有没有见到儿子。也许他赶在天黑前走到了，父子俩在工棚里分享着布包里的东西；也许他迷路了，很晚才到；也许他根本就没能走到，半路又返回了……
这些“也许”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。它提醒我，有些善意不能等待，有些犹豫会成为永远的遗憾。两块钱的善意，我欠那个老人的，也欠那个在工地上等待的儿子。更重要的，我欠那个曾经相信“城里人真好”的自己。
城市的夜晚依然灯火通明，每盏灯下都在上演着各自的故事。而那个黄昏的故事，成了我心头一道浅浅的疤痕——不痛，但永远在那里，提醒着我：下一次，当有人需要那两块钱的善意时，不要再犹豫。因为你看不见的是，这两块钱的背后，可能是一个父亲想要见到儿子的全部期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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